1、文化领域:
如:当前哲学界似乎看到了主要建立在阶级斗争激烈年代以一分为二为中心的唯物辩证法的局限,因为它不仅仅是强调对立,不重视协调统一,更重要的是不能满足复杂多变的时代发展需要。同时,主要产生于当代复古思潮的儒家中庸之道被不断提起,且不说其只强调统一,不重视对立,模棱两可的传统观念,便有似是而非之嫌,只能作为人文修养而不能构建现代思想学说。因此,主要建立在现代系统理论上的“一分为多”观点应运而生。姑且不论学术界围绕“一分为多”的有关现象与本质之间的争辩。也即究竟“一分为几”才是科学的。但是,如果我们坚信从中国传统辩证法的源头上可以找到答案,我们便会发现我们祖先关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易学原理与五行生成学说,既可以包容主要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唯物辩证法,又能有效解决当前错综复杂的各种思想矛盾。
比如,以美苏对立为主要标志的二分法已经演变成两头小中间大的三分天下世界性社会形态。就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而言:有极中极西、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与整合统摄思想的“五行”制衡状态。
2、政治领域:
如果我们在当今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维方式上有所突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理与五行生成学说,便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经济、文化、政治三位一体的真正意义;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需要文化先导为前提。而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单方面改变,都无法完成另一方面的成功转化。再者,当我们面对当前国内,诸如,东西差别,贫富悬殊等错综复杂矛盾时,我们不会再简单地停留在对立双方的一损一益调控上,我们也更能认识到在当前经济上发展中部,对协调四方失衡上的“五行”政治意义。至于微观技术上的具体运用,周易预测学在公安系统及社会管理部门所能发挥的作用更是切实而有效。尤其是在刑侦部门,各地都有利用八卦预测成功破案的成功事例。只是人们对待易学者,尚欠缺对待中医师那样的客观态度。对八卦预测因人体气场的转化而产生的失误与原因更是知之甚少。
3、经济领域:
现代科学之所以成为现代科学,第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是使自己数学化。它的最大特点是它的确定性,简单性,与深刻性。然而,我们越来越发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领域上以数字化管理为中心的成功行政模式,在中国当前的实践应用中似乎越来越不灵了。甚至宏观调控上理性的目的性,计划性,价值性的每一个方面都走向了它的反面,出现了理性与社会的种种二律悖反现象:如近几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国民平均生活水平的下降;上海房地产过热的政策调控,最终受损的不是真正的海外炒家,而是当地居民;又如深圳的产业调整结果,不是按数字的游戏规则如期达成,而是主要受制于若隐若现的社会人文流动现象等等,都足以说明单靠数字化调控与见仁见智的理论解析,不能满足当前经济管理的需要。而易学哲理告诉我们:义理来自于象数,而象、数、理是三位一体。反映客观事物与客观规律离不开“象”,即解易不可离象。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每当理智缺乏可靠论证的时候,取象类比这个方法往往能指导我们前进”。是故,以取象比类为先导的易学思维,坚信可以解决当前经济领域,从“特殊到特殊”的种种困惑。值得一提的是:4月14日,中科院何祚麻院士来深演讲“产业哲学”,指出人类的工程活动,既有技术问题,又有哲学问题。虽然都没有提到易学概念的“象”,但都几乎跳出数与理的思维局限。未来在产业的本质,产业的分类,以及产业结构与客观发展规律的探索上,如能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指导调研的思想武器,并以现代信息与统计学为基础,坚信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4、军事领域:
从技术层面上讲,信息情报的侦探与预测,是军事决策的基础与先导,直接决定着战争的胜负。有趣的是:一直以现代信息技术领先世界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法及时确认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军事情报,却在日本广岛投放原子弹前,能够采用飞机低空飞行的办法,成功避开日本雷达的搜寻。到了科技最为昌盛发达的今天,美国在反恐战争,与美伊战争中,以其称雄世界的军事信息技术仍然暴露出许多局限。中国在这一方面更是自愧不如。但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周易预测学,便是针对虚实难辩的敌情,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不断总结发展起来的“黑箱”操作技术。虽说现代战争靠“人脑电波”,代替不了科技,但却完全可以填补科技的局限。
从战略层面上讲,现代战争常常是多兵种,跨地区立体交叉作战,传统作战模式已经适应不了现代战争的需要,而具备抽象与具体两重性的易学思维,却可以有效促进高级指挥官战略思想的系统性、协调性、前瞻性、与可操作性。尤其是高级军事参谋机构,在主次,轻重,缓急,及先后次序的交叉布局与长远统筹规划方面,易学的立体式动变思维具备了其它学科所不具备的功能。唯一的缺点是中国传统周易预测学,没有留下世界性与涉及现代兵器的分析资料与经验,尚需现代人根据现代需要,不断总结、充实、提高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