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精神形成于解放战争中后期，这是我们党极其光辉灿烂的一个历史阶段。当时，中国革命正处在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进行战略决战的局势下，党所面临的敌人还十分强大，革命任务极其艰巨复杂，斗争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同时，西柏坡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是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夜；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即将结束，党的工作重心将实行战略转移的历史转折关头。这就决定了党必须以前所未有的革命精神，领导。和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去夺取最后胜利。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所处的特殊战争形势和斗争条件，形成了光彩照人的西柏坡精神。
    综合多家之言，西柏坡精神主要包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一往无前，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精神；注重团结，加强纪律性的团结统一精神；艰苦创业；讲求工作效率的奋力拼搏精神；廉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等。笔者认为，其核心是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彻底革命精神。因为彻底革命精神是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贯穿始终的精神，是决定其它精神的精神，其它精神都是彻底革命精神的表现，是从属于这一核心精神的。尤其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和转折关头更体现了这种彻底的革命精神。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彻底的不妥协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解放区农民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曰的历史夙愿，表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彻底的革命精神。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村边恶石沟西岸的小树林里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经中共中央批准于同年10月10日公布。《大纲）的公布实施，促进了解放区农民土地改革运功的蓬勃发展，到1948年9月，解放区约有一亿农民获得土地，从根本上“废除了封建性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其间，中国共产党坚持：第一，全面发动群众。刘少奇1947年4月在《给晋绥同志的一封信》中指出：“虽然有些地方农民已分得若干土地，有些地方地主被斗争，有些地方也正在进行工作，但群众运动是非常零碎的，没有系统的，因此也是不彻底的。”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央工委要求各地的工作团发出各种号召和采取有力的办法，给群众撑腰，鼓励群众，发动群众，不要害怕群众的自发性运动。工作团要接受群众的监督，批准群众在正义行动中所获得的一切，给地主和自私自利的投机分子以彻底打击。第二，把武装斗争和上改运动结合起来。朱德1947年7月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指出：“土地革命如果没有武装也不行，要先搞武装，武装搞起来了，就能发动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搞起来了又可以反过来支持武装斗争。”要求首先和农民见面的是军队，军队要帮助农民分得土地。军队把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学会了，土地改革就容易、迅速。第三，采取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从制度上保障农民的土地问题。刘少奇1947年9月13日，在全国土地会议结束时指出：“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有三个：指导土地改革的政策不彻底；党内不纯；官僚主义的领导。”在这三个因素中，关键因素是政策的不彻底性，没有一个科学的符合实际的政策，很难克服土地改革中的种种弊端。《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实施，为土地改革提供了法律保证。第四，认真纠正土改中“左”的错误。《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各解放区出现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高潮。但在运动中发生了“左”的偏向，主要表现为：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乱打乱杀等。为此，党的十二月会议讨论了党内倾向和土地改革的具体政策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纠正“左”的偏向。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指出：“党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有力地提高了全党同志正确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自觉性，推动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
     二、敢于决战、敢于和善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表现了西柏坡精神的彻底革命性。
     西柏坡时期，正处于中国革命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关键阶段，是否敢于和善于进行战略决战，打前所未有的大仗，这是对最高统帅部革命胆魄的严重考验。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后，即着眼并积极准备战略决战，进行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当时，我军总兵力280万人，敌军365万人，敌我兵力对比已由战争初期的3.4:l缩小为1.3:1。从数量上看，虽然敌强我弱，但中央通过对敌我军队质量和战略格局的正确分析，认为反攻的时机已到。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确定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方针，部署战略决战，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九月会议）。会议提出了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7月算起，用大约5年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伟大战略任务。为此决定，“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九月会议为组织伟大的战略决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准备。
     九月会议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全面正确地分析了战争形势变化，适时地抓住战机，在西柏坡部署指挥了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标志的伟大的战略决战。党中央从战争实际出发，正确地选择作战方向和战场，制定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决策，始终掌握着战略战役的主动权，夺取了大决战的胜利。中共中央在西柏坡部署指挥的战略决战；实际上是长达22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总决战，也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和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反革命力量的一次总决战。战略决战的胜利，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进程，从根本上动摇了蒋家工朝的反动统治。
     三、一往无前，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彻底革命精神。
    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最关键的问题是能否领导全党、全军将革命进行到底。1947年10月，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再次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的战略口号。随着战略决战的胜利，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国民党反动派为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局面，又玩弄起“和谈”的骗，  局。国内外的一些人士和朋友力劝中共就此止步，“划江而治，搞南北朝”。这时摆在我党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能否继续领导全党全军将革命进行到底。
    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的中国共产党和经过28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是怜惜即将灭亡的敌人呢？还是把伟大的人民战争进行到底？面对复杂尖锐的斗争形势，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中坚定地指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中国人民决不怜借蛇一样的恶人”，“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中指出：“我们必须在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群众中，有说服力地进行教育工作，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中进行解释工作，使大家懂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理由。”1949年1月，苏联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西柏坡，商谈有关建立新中国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出了人民解放军要强渡长江，消灭国民党反动势力，解放全中国的信心和决心。并请米高扬转达，如遇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毫不客气地消灭他们。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批驳蒋介石的元旦求和文告，提出以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平条件。李宗仁上台后，提出愿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在谈判过程中，1949年4月n日，在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第二天，中央军委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将国民党蒋介石赶到了一个孤岛上。
    四、以坚定不移的彻底革命精神，跳出“历史周期牢”。
    1945年7月初，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和毛泽东谈话时提出了“历史周期率”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悸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那么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历史的周期率呢？毛泽东坚定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的思路，显示了毛泽东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对社会规律的洞察和通晓。早在延安整风期间，为了引起全党重视，汲取历代农民战争血的教训，毛泽东就曾以李自成为反面教材教育全党，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目的“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做的错误”，以避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延安整风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尚不是“其亡也忽”的威胁，而是如何解决党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一步巩固、发展和壮大。建国前，党直接而集中地关注“其亡也忽”的问题是在党中央移驻西柏坡时期。而在此形成的西柏坡精神则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关注和思考。党中央驻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将由一个长期被压迫、被围剿的党变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巩固开创新事业的考验即将成为现实。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防止“其亡也忽”的悲剧发生，就很尖锐地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1948年。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等在香港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人民，认为中共“五一”劳动节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通电国内外各界及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8月，召开临时华北人民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工人、农民、革命家、妇女、工商业家、自由职业者、新式富农、社会贤达、开明绅士以及民主同盟盟员、少数民族和国统区人民团体代表共541人。它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中划时代的一次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以董必武为主席的华北人民政府。这是党内外人士合作的统一的人民政府，是行将诞生的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党中央积极进行召开新政协的筹备，广泛开展革命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分别写信致电全国著名民主人士，欢迎他们来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周恩来精心安排并亲自拟定名单，邀请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还指示专人负责接待。从1948年8月开始，通过陆路水路和其他渠道，把几百名爱国民主人士先后陆续接入解放区，分别安排在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平山县李家庄。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民主人士的关心尊重和高尚的民主精神，为民主人士所钦佩、深受鼓舞。1949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民族各界的代表人物。在北平举行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实现了中国人民的大团结，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从此，中国历史走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制定了新中国建立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描绘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蓝图。为了实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讨论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问题。同时，研究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毛泽东告诫全党同志，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会更长，更伟大，更艰苦，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要防止糖衣炮弹的攻击。“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会上做了六条规定：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中央机关进北平前，毛泽东对机关工作人员语重心长他说：“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是要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在告别西柏坡踏上进驻北平征途之后，毛泽东还风趣地把进驻北平比喻为“进京赶考”。周恩来也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是退回来。”毛泽东坚定他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些话，表现出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的清醒头脑和革命气魄，凝结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誓将革命进行奎！底的信心和决心。
    西柏坡时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党总能够抓住时机，作出正确决策，战胜敌人与自我，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能够胸怀全局，放眼未来，无私无畏，创造并发扬了西柏坡精神的彻底革命性。今天，我们弘扬一往无前，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彻底革命精神，就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加强廉政建设，惩治腐败现象，力”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