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光武中兴后，在易学领域，古文费氏易学渐兴，但属于今文的象数易学特别是《易纬》的象数易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且广泛、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白虎通义》吸收、借鉴《易纬》之说，构筑了一个以太初、太始、太素、三光、五行为次序的宇宙生成模式。它曾称述《易传》“汤武革命”之说，强调改朝换代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倾心于《易传》的天尊地卑、乾坤定位之说和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系统阐述了三纲六纪理论，目的在于营造一个上下各安其位的和谐的社会氛围，实现天人整体和谐的文化价值理

    汉武帝以后，儒家经学成为统治思想和官方学术。随着经学的演变和发展，随着它与政治、经济利益的日趋密切，经学中今文学、古文学及其内部各学派的矛盾、纷争亦愈加严重。这不利于刘汉皇朝在思想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大一统。最高统治者需要统一儒家经义，于是，汉章帝亲自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白虎观会议。会议的结果，由班固编集成《白虎通义》，亦省称为《白虎通》。 

    我们注意到，在《白虎通义》中，《周易》和易学的影响表现得较为突出。《白虎通义》在阐述儒家经典的重要作用时，肯定了《周易》的非凡特殊价值和特殊地位。它说：“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它还称述《礼记•经解》之文曰：“洁净精微，《易》教也。”（《五经》）［ 1 ］在《白虎通义》看来，五经是五常的载体，其中《易》是“智”的载体，而“智，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著也”（《性情》）［ 1 ］。《白虎通义》又将五常与五谏联系起来，将“智”与“讽谏”联系起来。它说：“人怀五常，故知谏有五。其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讽谏者，智也。知祸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讽告焉。此智之性也。……孔子曰：‘谏有五，吾从讽之谏。’”（《谏诤》）［ 1 ］这就突出了《周易》和易学在准确认识社会隐患方面的作用，是其忧患意识的一种反映。此外，《白虎通义》还承于《易纬•乾凿度》之说，将五常与八卦联系起来，指出：“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也。”（《性情》）［ 1 ］结合上面提到的“《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之语，五常所由出的五气既然本于八卦之体，那么，《易》在五经中的独特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结合五常之说强调《易》为五经之首，虽是承于《七略》而来，但亦与《白虎通义》的说法有一定关联。 

    关于《周易》的成书，《白虎通义》依据《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云云，论述道：“文王所以演《易》何？商王受不率仁义之道，失为人法矣。己之调和阴阳尚微，故演《易》，使我得卒至于太平日月之光明，则如《易》矣。”对伏羲作八卦，它更是直接引用《系辞下》之文：“伏羲作八卦何？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圣法度，故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象万物之情也。”至于孔子作《易传》，它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但却指出：“周衰道失，纲散纪乱，五教废坏，故五常之经咸失其所，象《易》失理，则阴阳万物失其性而乖……”。故孔子“追定五经，以行其道”。（《五经》）［ 1 ］这些反映了《白虎通义》对易学的特别重视，而且班固“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与此也不无关系。 

    《白虎通义》继承、发挥《易传》以来特别是董仲舒天人之论中的神秘主义因素，再次强调天是至高无上的，具有镇服、治理人的种种威严和权力：“天者何也？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那么，以天为主导的宇宙万物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它在论及人类嫁娶之道时说：“《易》曰：‘天地氤氲，万物化淳。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阴阳，故设嫁娶之礼者，重人伦，广继嗣也。”（《嫁娶》）［ 1 ］很明显，这是对《易传》阴阳说和汉易元气说的继承和发展。《白虎通义》还接受《易纬•乾凿度》“太初”、“太始”、“太素”之说，认为在元气之前，存在“太初”阶段：“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他还指出：“精者为三光，号者为五行，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天地》）［ 1 ］这就构筑了一个太初——太始——太素——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而创造者则是作为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天。此说表明，除了正统经学，谶纬尤其是《易纬》之学在《白虎通义》的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知道，兴于西汉末年的谶纬之学，在进入东汉以后更为繁盛，光武帝甚至宣布图谶于天下，从政治上给以全力支持和扶植，使之与古文经学、今文经学鼎足而立。《白虎通义》的宇宙生成说与这种学术形势是密不可分的。 

    对于《周易》的变化之道，《白虎通义》也有所注意、有所取鉴。它曾称述《周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承认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论述三皇、五帝之号的来历时，这种意识表现得尤为明显。它说：“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后，……茹毛饮血，而衣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附则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号》）［ 1 ］它继承董仲舒三统三正说和改制说，强调：“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王者改作乐，必得天应而后作何？重改制也。”（《三正》）［ 1 ］《白虎通义》强调“受命各统一正”，是为了论证刘汉皇朝与夏、商、周一样是受命于天，有着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白虎通义》的三统三正说虽然承自董仲舒，但又用文质说对其作了必要的修补、发挥和完善。它指出：“王者必一质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顺阴阳。阳之道极，则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