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有的使用了通假字。如《周易》通行本和帛本及传本《归藏》作“屯”，竹简本《周易》和竹简本《归藏》作“肫”。 按《说文》“肫”读作“屯”，则“屯”、“肫”通。通行本《周易》和传本《归藏》及竹简《归藏》作“履”，而帛本《周易》作“礼”，“履”“礼”通。《说文》云：“礼，履也。”《尔雅·释言》云：“履，礼也。”《荀子·大略》云：“礼者，人之所履也。”王弼《周易略例》引《序卦》云：“履者，礼也。”而从这些卦画和卦名相同看，二者决不可能是同时产生，必有先后继承关系。
　　那么，二者谁先谁后？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一些卦名看出。如竹简《归藏》有一卦为“恒我”，《周易》通行本、帛本、竹简本和传本《归藏》皆作“恒”。竹简《归藏》的“我”，决非衍文，如前所言，“恒我”又见于竹简《归藏·归妹》卦辞，是“嫦娥”原始称呼。而出土《归藏》是秦简，早于出土的汉代抄本——帛书和竹简《周易》。通行本《周易》和传本《周易》是经过后人整理的版本。在卦画相同的条件下，我们没有理由能说明秦简《归藏》“恒我”源于《周易》各种版本及传本《归藏》的“恒”。相反，《周易》各种版本和传本《归藏》本之于竹简《归藏》、是对竹简《归藏》的简化则更为合理。
　　又如，竹简《归藏》又有“散”卦，传本作“散家人”。而各种版本的《周易》皆作“家人”。黄宗炎云：“‘家人’为‘散家人’，则义不可考。”按：两个版本的《归藏》皆有“散”，竹简本卦辞中也有“散”字，可见，“散”也非衍文。“家人”从“散”和“散家人”而来，也比较明显。
　　另外竹简本《归藏》有一些卦名，其意义比《周易》卦名更为原始。如劳卦、丽卦、毋亡卦。各种《周易》版本分别为坎卦、离卦、无妄卦。毋亡，作为卦名出现在秦简《归藏》卦辞中。今本《周易》作“无妄”，是后起文字。从文字学角度讲，“毋”、“亡”要早于“无”。在殷代甲骨文中已有“毋”、“亡”。无妄之“无”是后起的字。李孝定云：“有无之‘无’，古无正字，卜辞假‘亡’为之。”(《甲骨文字集释》第十二)《史记·春申君传》作“毋望”，仍保留了古“毋”。后作无妄。先儒多释无妄为不妄行和无希望。马融、郑玄、王肃皆云：“妄犹望，谓无所希望也。”《汉书·谷永传》“遭无妄之卦”。应劭曰：“无妄者，无所望也。万物无所望于天，灾异之最大者也。”只有虞氏释义与众不同。虞氏注《无妄·象》曰：“与谓举。妄，亡也。谓雷以动之，震为反生，万物出震，无妄者也，故曰物与无妄。《序卦》曰：‘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而京氏及俗儒，以为‘大旱之卦，万物皆死，无所复望’，失之远矣。”虞氏释义合乎秦简，秦简《毋亡》有“安藏毋亡”之辞，此“毋亡”指未亡失。又虞氏曾言“《归藏》卦名之次亦多异”。知虞氏见过《归藏》，故此为虞氏用原初《归藏》释《周易》之例证。
　　劳，传本《归藏》作“荦”；《周易》今本作“坎”，帛本作“赣”，汉石经本作“欿”。按，李过曰：“谓坎为荦，荦者，劳也，以万物劳乎坎也。”黄宗炎曰：“坎为劳卦，故从劳谐声而省，物莫劳于力，故从牛。”则知劳、荦、坎通。坎、赣、欿通，今人已考证，此略之。按，《说卦》云：“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周易·坎卦》爻辞言“入于坎窞”、“坎有险”、“来之坎坎险且枕”等皆取陷、险之义，无“劳”之义，而《归藏》作劳，《说卦》训坎为劳，显然是在追溯坎之本义。
　　秦简《归藏》丽卦，传本《归藏》、《周易》通行本和竹简本作“离”，帛书作“罗”。“离”和“罗”古相通。《方言》曰：“罗谓之离。”“离谓之罗。”《彖传》、《序卦》、《说卦》并云：“离者，丽也。”故离、丽、罗三者通。然而，从文字起源看，丽的含义更符合卦画，离当来自丽。甲骨文中有“丽室”之辞。鲁实先解释曰：“其据以会意者为二室相临，二人相俪，是以其本义，为两为偶，即丽与俪之初文。《说文》以旅行训丽者，乃其引申义也。所谓丽室者，谓二室相偶，中间一堂，即《礼记杂记下》之夹室，亦即《国策燕策》之历室与《史记·乐毅传》之历室。夫室不相临而曰丽者，是犹先民画卦以两阳介一阴而名之离，亦取附丽为义也。”（《甲骨文字集释》第十）[13]由此可知，丽，本是指两室相临和二人相俪，有依附之义。卦画   为一阴依附二阳，别卦则是两个相同的经卦相依附，因两个离经卦外阳内阴、外实内虚，故与同两室一样，相互依附。故别卦离卦卦画有依附之义。如《彖》释《离》云：“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因此，丽比离更能反映卦象的特点，恐为离本丽之例证。
　　其二，竹简《归藏》卦辞皆用“卜”字，带有浓厚龟卜的痕迹。而《周易》今本和帛本则未使用“卜”字，蒙卦用过“筮”字。卜筮是不同的。《礼记·曲礼上》云：“龟为卜，策为筮。”更为重要的是卜早于筮。从行文上看，《归藏》修辞造句不讲究，无多大的文学价值。而《周易》则不同，它有简古清丽的语言，明朗而多形象的描写，爽朗而和谐的音节，亲切而有味的比兴，存有大量的远古的谣谚， “是一部最古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散文作品”，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从卜早于筮、《归藏》带有龟卜痕迹和《周易》卦爻辞比《归藏》卦辞更为精致两个方面看，《周易》晚于《归藏》。
　　其三，按文献记载，《归藏》是以坤为首，殷墟出土的数字卦有崇尚坤之倾向。在出土的文物中，有两件特别应当引起我们注意。一是刻在甲骨上的“上甲田   ”，另一块是父戊卤上的“   父戊”。周立升先生指出：“上甲、父戊都是殷商的先公名号，如果契数   是坤卦（后人将其横置作  ，正是坤之古文），当可知殷人是贵坤的。称归藏首列坤，为殷易，是有一定道理的。”此为《归藏》早于《周易》之又一证。
　　其四，《周礼》言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经卦和别卦虽然一致，但从其排列次序看，为《连山》《归藏》在《周易》之前，这种排列决非偶然，当视为《归藏》早于《周易》的重要证据。有的学者提出，桓谭言《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言，前者繁后者简，推断夏《连山》殷《归藏》不可信。其实，从整个人类认识发展看，是由繁而简、由具体而抽象，这是认识发展的规律。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先繁后简未必不可信。
　　然而，从卦辞看，大多反映的是夏商和夏商以前的事（包括神话传说）。当然也有商周和商周以后的事。最晚几条有：师卦周穆王占卜西征之事；右卦平公占卜邦国吉凶之事；鼎卦宋君占卜之事。后两者反映的是春秋之事。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卦画卦名较早，大约在周之前。卦辞写成的晚，在春秋平公和宋君之后。一是卦辞与卦画、卦名和卦辞同时较早，大约周之前。而反映周代和周代以后的卦辞则是后人修补的。这两种情况后者可能性较大。因从卦辞看，大多是反映夏商和夏商以前的事（包括神话传说）。有反映周和周以后史事的卦辞，并不奇怪，“古代数术之书有不断改写的习惯”，《周易》就是如此，有被修改的痕迹。比较马王堆帛书《周易》与今本《周易》，无论是卦序、卦辞、卦名及文字都存有一定的差异。帛本系辞和今本系辞差别更明显。除了通假字外，帛本比今本缺少若干章。如帛书缺今本上篇第九章，下篇的第五章的一部分，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章的一部分，第十、第十一章也不见于今本。另外，今本“易有太极”、“显诸仁藏诸用”、“开物成务”，帛本分别作“易有大恒”、“圣者仁壮者勇”、“古物定命”。又出土的阜阳双古堆汉简《周易》，也与各种版本不同。除了文字歧异外，在卦爻辞之后又有卜辞，这是其它版本所没有的。这充分说明《周易》经传的确被改写过。与《周易》相同，人们在应用《归藏》的过程中，曾不断地对那些已过时的卦辞进行改写，补充影响大且应验的卦辞，则在情理之中。这种不断改写，一方面同说明在儒家占统治地位之前，《归藏》广泛流行而已；另一方面，《归藏》筮占所暴露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王明钦先生以三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四”和春秋三易并用提出，“《连山》《归藏》《周易》古同出一源。为《易》之三大派别。”这种说法恐难以成立。“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四”是言史官当时掌握三部易书，这三部书卦画相同，未及其他，而仅卦画相同并不能说明三者是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的作品。春秋时三易并用也不能说明这个问题，就像卜筮并用不能说卜筮是同一时期产生一样。因此，在没有其他史证和出土文献证明的情况下，古人关于夏商周三易之说不能轻易否定。
　　三、文王演易不是重卦
　　关于重卦问题，也是易学史上长期争论的焦点。共有四种观点：
　　（一），伏羲重卦。《淮南子·要略篇》：“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福祸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王弼也认为伏羲重八卦。（《周易正义》引）王弼也主此说。
　　（二），神农重卦。郑玄曰：“神农重卦。”（《周易正义》引）淳于俊曰：“包羲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神农演之为六十四。”（同上）
　　（三）、夏启重卦。孙盛认为，夏禹重卦。
　　（四）、文王重卦。司马迁云：“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周本纪》） “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史记·日者列传》）扬雄云：“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法言》）班固、王充等皆主此说。其中第四种观点影响最大。这些观点在《系辞》中基本上可以找到根据。如《系辞》“观象制器”一节则是伏羲、神农重卦的根据。“《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易》之为书也，……兼三才而两之，故六。”是文王重卦的根据。禹重卦不知何据。孔颖达对四种观点进行了辨析。他说：
　　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噬嗑》，此论不攻自破。其言神农亦未为得，今以诸文验之。案《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创造之谓也，神农以后便是述修不可谓之作也。则幽赞用蓍谓伏羲矣。故《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牺。”《上系》论用蓍云：“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既言圣人作易十八变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后，非三画之时伏羲用蓍，即伏羲已重卦矣。《说卦》又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既言圣人作易兼三才而两之，又非神农始重卦矣。又《上系》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蓍者尚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后。何者？三画之时，未有彖繇，不得有尚其辞。因而重之，始有变动，三画不动，不得有尚其变。  蓍布爻方用之卜筮，蓍起六爻之后，三画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间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画之时。今伏羲结绳而为罔  则是制器，明伏羲已重卦矣。……若言重卦起自神农，其为功也，岂比《系辞》而已哉！何因《易纬》等数所历三古，但云伏羲文王孔子，竟不及神农，明神农但有“盖取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辅嗣以伏羲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为得其实。(《周易正义》卷首)
　　孔氏主要以《系辞》为据说明了伏羲重卦，是否真为伏羲重卦有待进一步考证。而他否定了文王和其它人重卦则值得肯定。虽然经过孔氏考辩，但文王重卦说仍很盛行。如宋儒朱熹有时也认为“文王重卦作繇辞”(《朱子语类》卷六十六)。而且几乎成了学界的定论，一直延续今日。随着考古的发现，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朗化了。1978年张政烺先生确认周原新出土的甲骨上的数字为《周易》符号，并发表了《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20]文章。张亚初、刘雨通过分析商周时甲骨文金文出现的易符，驳斥了文王重卦说。指出：“材料说明，在文王之前或同时，从商王都城到边远地区都广泛地流行着这种重卦的占筮方法，因此，说重卦是文王发明的，是不太可能的。”“重卦的筮法首先出现在商，后来才推广到周，也就是‘周因殷礼’，这倒是十分可能的事。”数字卦的发现，把重卦推到商周以前，据文献记载，在商周以前，筮书只有《连山》《归藏》。那么，这些数字卦显然是与《连山》《归藏》相关。秦简出土重新印证了此说。如前所言，《周易》许多卦名和卦画来自《归藏》。有的是直接继承了《归藏》的卦名和卦画，如屯、讼师、比、同人、明夷等卦。有的改造了《归藏》的卦名。如家人、恒、坎、离、无妄等卦。既然出土《归藏》的这些重卦卦画和卦名早于《周易》，那么，流传已久、貌似定论的文王重卦说不攻自破。《系辞》关于伏羲观重卦之象以制器具的说法，虽不能成立，但其时已有卦象则不容怀疑。宋儒李过在比较传本《归藏》和《周易》卦名后指出：“六十四卦不在文王时重，自伏羲以来至于夏商，其卦已重矣。”此说不伪。然文王没有重卦，其演易指什么？这恐怕是指在卦名、卦序、卦辞等方面付出了劳动。
　　四、《周易》原为卜筮之书
　　《周易》为卜筮之书，历史上早有定论。春秋时期《周易》多用于占筮，《左传》和《国语》记载的《周易》筮例则为明证。孔子重视《周易》中的德行修养，并未否认易为卜筮之书，也曾用《周易》占过。帛书《要》引孔子话云：“易，我后 (后，为“末”，池田知久注《要》“祝巫卜筮  后乎”说：“这‘后’的意思，就像孙奇逢《四书近指》所言，是‘夫后之为言，末也。’（《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篇释文》，见《周易研究》1997年第3期）此为动记词，为“视为后”。)亓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 “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粱山之占也，亦必从亓多者而已矣。”[23]今本《系辞》指出：“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从《系辞》解释看，显然视《周易》为一本筮书。《汉书·艺文志》云：“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宋儒朱熹认为，“《易》所以难读者，盖易本是卜筮之书，今却要就卜筮中推出讲学之道，故成两节工夫。”他从解经角度反对把易学研究仅仅停留在卜筮上，但从未排斥《周易》本来卜筮的性质和以卜筮研究《周易》。他说：“易本为卜筮之书，后人以为止于卜筮。至于王弼用老庄解，后人便只认为理，而不认为卜筮，亦非。”（《朱子语类》卷六十六）又说：“易之为书，更历三圣而制作不同。若庖牺氏之象，文王之辞，皆以为教，而其法则异。”（《文集·书伊川先生易传版本后》）[24]到了近现代，对于这一论断提出异议。如李景春认为，《周易》经文含有哲学思想，“并不是专为占筮用的”。刘惠孙提出《周易》是卜筮之书，更重要的是一部哲学着作。“《周易》之为卜筮之书，仅是它从先天带来的一层保护色，其实久已不复是卜筮之专书”。更具有挑战性的是把《周易》视为史书。胡朴安认为，《周易》是宇宙演化至殷周时的历史：“乾坤两卦是绪论，既济未济两卦是导论。自屯卦至离卦草昧时代至殷末之史，自咸卦至小过卦为周初文、武、成代之史。”（胡朴安《周易古史观·自序一》）[26]黎子耀认为，《周易》“是一部殷周奴婢起义史”（黎子耀《周易秘义·绪言》） 。李大用指出，“《周易》卦爻辞是周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兴周灭商的历史进程及其成败因由的记录，不是‘筮辞的堆砌’，更非‘迷信的典籍’。”谢宝笙说：《周易》“上经是周克殷的历史哲学”，“下经是作者自传”。[29]凡此种种，在今天随着大量文献的出土，将越发显示出其纰漏。
　　今人台湾学者屈万里曾用易卦卦画与甲骨刻辞顺序、易卦阴阳和卜辞相间为文等大量的事实说明了易卦因袭龟卜。[30]余永梁从句法和成语两个角度比较易辞和卜辞易辞仿卜辞而成。[2]从今天出土的文献看，屈氏和梁氏之说可信。
　　出土的《归藏》卦辞多用“卜”字，大约有30多个。卜，指龟卜。《说文》云：“卜，灼剥龟也，象灸龟之形，一曰象龟兆之纵横也。”《归藏》用“卜”字，说明《归藏》卦辞带有卜辞的痕迹，有的可能因袭了卜辞，即把当时或以前记录下来一些的应验的、典型的龟卜例子变为《归藏》之辞，用于筮占。《周易》卦画卦名多原于《归藏》，故《周易》与《归藏》一样当属于卜筮之书。
　　《归藏》《周易》皆有卦，卦辞言“占”，言“贞”。从文字学讲，卦，占、贞皆与龟卜相关。《说文》云：“卦，筮也。从卜。”“占，视兆也，从卜从口。”“贞，卜问也。”由此可以看出《归藏》《周易》与龟卜的渊源关系。
　　1977年出土的阜阳双古堆《周易》卦爻辞后有卜辞，“其卜事之辞为固定的格式，指出各种天象和人事的吉凶，如清雨、田渔（田猎和捕鱼）、征战、事君、求官、行旅、出亡、嫁娶、疾病等等。”如《同人》九三后有：“兴卜有罪者凶，战斗适（敌）强不得志卜病者不死乃癃。”上九下有：“卜居法（废）免。”《离》初九爻辞下有：“卜临官立（莅）众敬其下乃吉。”[17]据考证这些“卜辞成文的时代大约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17]这无可争辩地说明了当时作为筮的《周易》与龟卜是同类。胡平生以《汉书艺文志》记载和《系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之言，提出“竹书《周易》当属于此种数术类蓍龟家实用性很强的书籍”，此说极是。再次证明了《周易》为卜筮之书，其他说法不足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