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形态及其抄写年代
　　为前所述，帛书《周易》由《六十四·卦》一篇和《易传》六篇共计七篇组成，而《要》篇则是《易传》的第四篇，从篇末“要，千六百 八”的记载，可知其篇题和原来的字数。
　　《要》篇的帛，如伺帛书《周易》其他各篇那样，首先用朱砂画出上下栏和纵线，然后用墨书写。行与行相隔约7－8厘米。据韩仲民《帛书〈系辞〉浅说－－兼论易传的编纂》可知，《要》篇是同《系辞》篇、《易之义》篇、直《缪和》篇、《昭力》篇一起，用墨书写于长约48厘米的第二幅帛上，出土时已经断裂成几个长约24厘米，宽约10厘米的帛片。关于这幅帛的规格的详细情况不太清楚。而根据手头的“照相版”则能够确认是上下、左右断裂的。因此，记载《要》篇的这幅帛就断裂成了上下两半部分，与此相对应，在本论文中，象“第一行上”“第一行下”那样，各行均区别为上和下。
　　《要》篇一行的字数，根据手头的“照相版”能够正确地计算的部分，上行36～38字，下行31、36字，上下相加，整行的字数，最多的74宇(第二十二行)，最少的67字(第十二行)。以篇末记载的“千六百 八”为线索,吻合这个数字来推算一行的平均字数和全篇的合计行数，则一行平均字数为70．78宇(四舍五入约71字)，全篇合计24行。而字数不明的行，按各行上约37字、下约34字来推算，侧是整行最平均的字数，除去残缺部分，就现存部分据“照相版”计算的话，是18行，约1070字。主要是开头六行残缺。
　　遍观整个帛书《周易》，朱丝栏的顶端，有几处涂有墨色方块“口”，表示以下部分为新的一篇的开始，《要》篇的顶端也涂有“口”；田此，可以确定那是《要》篇的篇首。本论文把那个地方作为第一行，把篇末的“要千六百  八”最后一行作为第二十四行。然后，从意义和文理上将全篇分为八章。其分章如下。再就是文章中屡屡打上“●符号，这些地方，’从意义、文理上都有所中断，因此，本论文的分章也考虑到了这个因素。
　　《要》篇的分章
　　第一章：第一行上“口”符号下至第九行上“吾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第二章：第九行上“‘●夫子曰，危者，安：’立者也。”至第十行上“亓亡亓亡、 于枹桑。”
　　第三章：第十行上“夫子曰，德溥而立尊”至第十行下“言‘不胼任也。”’。
　　第四章：第十行下“夫子’曰，颜氏之子，亓庶几乎。尸至第十一行上“不远复。无堇诲。元吉。”。
　　第五章：第十一行上“天地困，万物润。”至第十一行下“言至一也”。
　　第六章：第十一行下“夫子曰’，；君子安亓身而后动”至第十二行下“此之胃也。”
　　第七章：第十二行下“●夫子老而好易。”至第令八行下“祝巫卜筮亓后乎。”
　　第八章；第十八行下严●孔子繇易至於损益之卦”至第二十四行上“损益之道，足以观得失矣。”。
　　其次，关于包含《要》篇在内的帛书《周易》的抄写年代。推算抄写年代的方法，一是识别所用字体，二是分析避皇帝讳的避讳文字。第-，，关于帛书《周易》的字体，与同时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其他帛书比较来看，《老子甲本》及《卷后古佚书》的汉字，是从篆向隶演化过程中某一时期的古朴的字体，《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书》则是比较成熟耐期的漂亮的隶书，而帛书《周易》则是用介于二者之间的字体抄写，的<与《老子乙本》等的字体极接近)。据笔者研究，《老子甲本》等的抄写年代，是在西汉高祖(公元前206～195年)到惠帝(公元前194-188年)或吕后(公元前187～180年)时期。因此，帛书《周易》的抄写年代，要比《老子甲本》等晚。另一方面，晓菡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的“编者说明”，何介钧、张维明的《马王堆汉墓》，余明光《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的附录二：“帛书《老子》甲乙本释文说明”等均认为，《老子乙本》的抄写年代是在惠帝时期乃至吕后时期。但是，如洪楼的论文《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简介》（《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和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出版说明”的观点一样，笔者断定是文帝时期的公元前1799～168年间抄写的。这是因为，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星占》有文帝3年(公元前177年)的纪年，且其字体与《老子乙本》大体上相同，上述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就是以此为根据，来推算《老子乙本》是文帝时期抄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帛书《周易》的抄写年代，就是与《老子乙本》同一个时期或
　　者稍前，但都是文帝时期的最初几年。－－关于帛书《用易》的抄写年代，在大家的沉默当中唯一例外地言及的是于豪亮的《帛书〈周易〉》，笔者的推测与于文的推测是一致的。
　　第二，关于避讳文字。这是就高祖刘邦、惠帝刘盈、高后吕雉、文帝刘恒而言的，通过“照相版”看一下上述人物在帛书《周易，》中是如何记载的吧。一首先，“邦”字在帛书《周易》全部七篇中，好象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另千方面，《六十四卦》师卦的上六爻辞有“启国承家”，益卦六四爻辞有“为家迁国”，显然，是将“邦”字改为“国”字了。其次，“盈”字，有《六十四卦》比卦的初六爻辞“有复盈缶”，《易之义》篇“用六，赣也。，用九，盈也。盈焉 。”多处用法。再次是“雉”字，《六十四卦》旅卦的六五爻辞有“射雉”，鼎卦的九三爻辞有“雉膏不食”的用法。最后是“恒”字，《六十四卦》恒卦的卦名是“恒”，另有初六和上六的爻辞“夤恒”，九三爻辞“不恒亓德”，六五爻辞“恒亓德”等记载，《系辞》篇有“键、德行恒易以知俭。夫川，……德行恒闲以知(阻)。”等等，乃是经常出现的文字。综上所述，避皇帝之讳的只是
　　高祖的“邦”字，其余三人没有看出有什么特别避讳的地方。因此，帛书《周易》是在高祖驾崩(公元前195年)以后抄写的，这大概是确实的。然而，仅仅根据避讳的文字，还不能明确到底是在惠帝时期，还是在吕后时期，或者是文帝时期。帛书《周易》虽然说不避讳惠帝的“盈”字和吕后的“雉”字，但这也未必就意味着是惠帝和吕后在世时抄写的。上述晓菡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何介钧、张维明的《马王堆汉墓》及余明光《黄帝四绎与黄老思想》等均认为，是惠帝时期乃至吕后
　　时期抄写的，其理由主要是《老子乙本》等避“邦”字讳而不避“盈”和“雉”。然而，为了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考虑唐兰先生的主张，他在《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关争的关系》（《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在皇权基础不太强的西汉初期，避讳制的执行，恐怕还没有严格到那种程度。
　　(四)本论文的目的和意义
　　《易》本是占筮之书，直到战国：时代末期，还不是儒家经典，与儒家没有任何关系。孔子作《十翼》传说的原型，是来自《史记·孔子世家》的“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辞说卦文言”，这是西汉初期在《易》的儒教化过程中的虚构，而不是关于孔子与《易》的历史事实。因此，把孔子读《易》作为历史事实，也是极可疑的，这还是从把《易》儒教化的需要出发而作的孔子神话。这在今天的研究者中间已大体上达成了共识。
　　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应该解决的正是如下这些问题--也就是说，战国末期以后的儒家的哪些人，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抱着什么目的，在什么样的内容上开始把《易》作为自己的经典来对待的。换言之，就是要究明围绕着《易》的儒教化的渚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提出了许多见解，以某种形式多少回答了这个问题。然而，这些见解都是在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新发现以前提出的。因此，不能作为资料来利用。这些见解各自包含若干错误，也是自然的，不得已的。唯一例外的是内山彦俊的沦文《阴阳、太极、圣人--系辞传及其他--》，极力吸收有关帛书《周易》当时的最新资料，尽量逼近《易》的儒教化的历史事实。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论文，也仍然有其局限，因为它没能引用帛书《周易》特别是帛书《易传》六篇这样的第一手资料。
　　因此，我们的课题，必须充分有效地利用新发现的帛书《周易》，特别是其中帛书《易传》六篇第一手材料(西汉初期文帝时期这样的抄写年代最早的珍贵的写本)，尽可能正确地解读它，来究明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围绕《易》的儒教化的渚问题，从而回答上述提出的问题。
　　然而，如上所述，在以往的诸多研究成果中，作为通行本《易经》的《十翼》中最古部分的《彖传》上下和《象传》上下，没有包含在帛书{易传》六篇中。这个事实，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据笔者推测，不能说《彖传》、《象传》等在帛书《周易》成书之时，(西汉初期)已经成文，只不过因有别于帛书《周易》而流行，所以碰巧这次没有同时出土，而只能说它们当时还没有形成。这是因为，其一，假如当时它们已经成立的话，堪称是《易》的全集的帛书《周易》全七篇中理当收录了它们，但实际上并未收录。其二，散见于帛书《易传》六篇的可能是《彖传》《象传》原型的文章，距离通行本那样完整的《彖传》《象传》，还需要下相当的功夫进行加工整理。
　　再者，通行本《文言传》，《说卦传滁了开头三节的其余大部分，《序卦传》、《杂卦传》的文章，可以说在帛书《易传》六篇中也不存在。这就是帛书《易传，》成书之时，这些传尚未形成的明证。当然，关于应看作是《文言传》原型的键卦、川卦的解说文章，能够在帛书《易传》《易之义》篇里找到，因而，也许能说《文言传》这时处在即将成立的状态。
　　问题是《系辞》传上。如上所述；通行本《系辞》上传的文章差不多是全部，并且是按照通行本的章序包含在帛书《易传》的《系辞》篇里。《系辞》下传则分散地包含在《系辞》篇、《易之义》篇和《要》篇当中。但是，除了一部分外，其章序与通行本不一致。因此，这时通行本《系辞》上传大体上已经完成，而《系辞》下传只不过还处在类似草稿的准备阶段，作为全体，《系辞》传还处在形成过程中。
　　从以上的概述中可以看出，帛书《周易》为究明通行本《六十四卦》和《易传》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同时，也为解明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的《易》的儒教化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