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被宗教巫术大氅包裹着的人类孩提时代的百科全书；它相当广泛地展现了中国上古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以及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审美意识、价值观念、心理结构等；它影响与开启了儒、道、墨、名、法、阴阳各家思想的理论建构，提升了中国人的理论思维水平。

　　今本《周易》以《传》附《经》，约始于汉，易生以《传》解《经》之弊。帛书《周易》《经》《传》分开，恢复了《周易》本来面目。帛书《易传》除《系辞》与今本《系辞》大体相同外，其他五篇（《二三子》、《易之义》、《要》、《缪和》、《昭力》）是新发现的，不见于以往古籍。

　　此外，在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竹简《周易》，湖北江陵天星观出土楚简《周易》，由于残损太多，不能窥见全貌，但可发现卦画写法有异，从阜阳简阴爻为∧到马王堆帛书阴爻为八再到今本阴爻为－－，可见其演变的过程，并非一开始阴阳符号就是－－、—。因此对于－－、—符号的来源及象征物的种种推测，都可重新审视。

　　依据现今地下出土资料，最初的卦画，并非用代表偶数的阴（－－）和奇数的阳（—）构成，而是由一、六个数字组成的。从新石器时的松泽文化遗物，安阳殷墟卜骨、陶罐到陕西岐山凤雏村出土的卜甲，发现了大量的数字卦，从数字卦画演变为《周易》中的阴阳卦画，既需要经过漫长的岁月，亦是由繁变简的过程。

　　《周易》的形成，是与中国上古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分不开的。

　　其一，天与人的冲突融合。殷周之际，社会生产水平和科学知识水平均很低下，人们对于外在自然界的水旱灾害和人自身的生老病死等既不理解，亦无力抗拒。于是便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似乎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自身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先验地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后离开肉体的灵魂的活动。这就发生了灵魂不死的鬼神观念，以为人世间的一切事情冥冥中受超自然力量的“上帝”、“天”的支配。于是国家大事、年成丰歉、战争胜败、筑城建都、官吏任免与否，都要通过占卜这一媒体，祈求“上帝”、“天”，以示吉凶休咎，以使人的行为活动与天意相符合。人们把卜筮的内容、结果记录下来，为《周易》的编纂积累了原始资料。

　　其二，因与果的冲突融合。人一降生，就要谋求衣食住行等生存的需要，便与他人、社会、自然构成不断的交往活动关系，任何活动的初衷，都是为了获得一定结果，达到一定目的。然而在目的与手段、原因与结果之间，往往存在冲突，甚至截然相反。这就刺激人的心灵深处，总是渴望在自己行为活动之前，预知自己行为活动的结果。在社会动荡，人生多变，祸福难测之时，人的行为活动的因果之间总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迷雾，而致使人们强烈地企图求解，于是卜以决疑，占筮先知，便成为行为心理的慰藉。这也为《周易》的产生营造了条件，也适应了人的行为心理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