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作为卜筮之书，是对于超自然力量“帝”、“天”的信仰，认为天地万物、国家政权、人生祸福的根据是“帝”、“天”。“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自天ｙòｕ＠③之”（《大有·上九爻辞》），敬德可获得天的保佑。就是在这个宗教巫术神学的形式中，萌芽了与其相对待的异端思想，把天解释为具有空间性自然之天，并以天为事物的某一部分，如人的额头等。这种天的意义的引伸，是天的绝对性、主宰性的削弱，自然性、事物性的增长，超人间的力量逐渐还原为人间的力量。天最高的权威性和至上的支配性，受到现实人间力量的挑战和冲击：人事的吉凶祸福，不是受天的绝对支配，而是更受具体时间、地点、具体行为、各人自身条件的制约。这样便不是单一地信仰天帝的神灵和威力，而是自觉不自觉地从事物本身去探求其因果关系。

　　人按照人的模样塑造神，从而异化为“天”、“帝”。当“天”、“帝”的神秘外衣逐渐被剥去后，剩下的就是人的模样。《易经》对于人事吉凶祸福的解释，如果去掉占筮的迷信神秘形式，便蕴涵着很多古人观察、认知客观世界的合理因素和古人在生产与生活践行中累积起来的理论思维的萌芽，它凸显了人对于自我力量的觉醒，人的主体力量对于人事吉凶祸福、战争胜败、劳动生产的丰歉的重要作用的认知：“君子终日乾乾”（《乾·九三爻辞》），晚上又能检点自己，即使处境危险，也能转危为安；人有了名声而能保持谦虚谨慎，就吉利，“鸣谦，贞吉”（《谦·六二爻辞》），反之，有了名声就贪图舒适佚乐，便凶，“鸣豫，凶”（《豫·初六爻辞》），人们对名声的不同态度，便产生不同的后果。在这里吉凶的直接原因，不是天意，而是人为；战争的胜败，与军队是否有纪律有很大的关系，“师出以律，否臧，凶”（《师·初六爻辞》），纪律不好，必打败仗，军队听指挥，内部团结一致，“利用行师”，打仗便吉利，假如上下冲突，出师征伐便“征凶”。战争是社会政治、经济、兵力、人力、人心的较量，人是重要因素，人的一时不慎和疏忽都可能给战局带来困难或不利，以致“三岁不兴”（《同人·九三爻辞》）。这样就把战争的胜败更多地归结为人为的因素，而不仅仅取决于关。在生产实践中，田猎逐鹿，必须有响导，否则会迷路或遇险。在饲养牛犊中，人们认识到牛犊喜用角去触东西，便用木牿把牛角套起来，这样既保护了牛角，又防止触伤人或触坏物，就会“大吉”。这吉凶不是天定，而取决于人在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人对于主体自身力量在各个领域所起的作用的重视，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对天命的蔑视，并挤压着天命在各个领域所占有的比重。

　　《易经》中最具特色的是辩证的变易观。

　　《易经》基于对人事吉凶、祸福、悔吝、休咎的占卜，直观地、不自觉地反映了自然和社会生活中的对待矛盾现象，如自然界的明晦、枯荣、天地、东西、南北等；社会中的君臣、大人小人、夫妻、君子小人、大君小人、国家、损益、得丧等；人自身活动中的小事大事、上下、进退、进出、往来、吉凶、否喜等。由于自然社会普遍存在着对待矛盾现象，从而促使事物的变化。《周易》的“易”就具有“变”的意思，并以“—”、“－－”的变化为基础。任何一个“经卦”或“别卦”，只要变易其中一爻或几爻，就成为完全不同的卦。

　　《易经》最初变易思想就体现在爻象上。“小往大来”，“大往小来”，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

　　《易经》认为，变易可以呈不断上升、发展的态势。《渐》卦用鸿雁从水涧→涯岸→陆地→树木→丘陵→山峦，说明渐进上升的过程。《乾》卦用龙的潜伏→出现→跳跃→飞天，说明事物发展的趋势。尽管在每个上升发展过程中，有其不同情况的不同变化，但总的发展态势是不断上升的。事物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可能发生向其相反方面转化，物极必反，而有“亢龙，有悔”（《乾·上九爻辞》）。

　　转化不仅指物自身变易过程中自我转化，而且指相互对待事物间的相互转化。“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九三爻辞》）。平与陂，往与复是对待两极，可向其相反方面转化，平可变成不平，往可变成复。“坎不盈，祗既平”（《坎·九五爻辞》）。陷的变成盈满，土丘变成平地。这就是说，没有陷就没有盈，没有土丘，就没有平。换言之，没有平就无所谓不平，没有往就无所谓复。矛盾双方既对待冲突，而又互相依存转化。对待双方的转化，要有一个过程。“履霜，坚冰至”（《坤·初六爻辞》），践踏秋霜，就知道坚冰将要来临了。从秋霜到坚冰的转化，其间有时间的延续过程。

　　《易经》对待事物相互转化的观念，来自人们在农业生产劳动中对于“日月递照”，“暑往寒来”自然现象的观察，也是对殷周之际“人事代谢”，“殷亡周兴”的社会转化的理解。这种观察和理解是人在生产实践、社会活动中对自然、社会认识的提升。《震》卦卦爻辞生动地描述了人由于对自然界闪电打雷不理解，以为是天要惩罚人，因此非常害怕，后来积累了一些雷电的知识，不害怕了，便不在乎地谈笑，这是认识的提高，再进一步又认识到雷电是能毙人伤物的，要注意防范。这就是说，人的认识需要经过认识、再认识过程，才能接近事物的本质。

　　古人在长期牧畜、农业生产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认识和掌握了牲畜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发明和改进了生产技术。《易经》认为，去势的猪，比阉之前驯顺，也易长大，“ｆéｎ＠⑤豕之牙，吉”（《大畜·六五爻辞》），是吉利的。由猪去势而推广到牛羊马，“有拯马，壮吉”《明夷·六二爻辞》）。拯马即＠⑥马，就是去势的马，可以强壮。去势技术的发明和运用，是当时科学技术的重大成就。

　　为了适应畜牧业和农业发展的需要，古人对于天文学、力学和数学的认识便有了提高，并在长期观测天象的基础上，初步掌握了天体运行的规律，如《易经》关于“月几（既）望”，“先甲”、“后甲”、“日中见斗”、“日食”等记载，进而制订了历法，农牧业生产就可按照节气进行，不误农时，增加生产。

　　人在认知自然社会过程中，也逐渐认识了人类自我。提出了人与社会、与他人关系以及自身行为的道德原则。《易经》倡导待人处事应该恭敬。无论是对待不召而来的客人，“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需·上六爻辞》，还是对待贵人，“履错然，敬之”（《离·初九爻辞》），都要恭敬。“贵敬”原理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的道德规范和吉利的道德行为。《易经》《节》卦认为，节俭是一种美德，以节俭为美的“甘节”和以节俭为安的“安节”，是吉利的，以节俭为痛苦的“苦节”，结果是凶。“尚节”原理是人们生活的金科玉律。《谦》卦赞扬谦虚，无论是有了名声的“鸣谦”，有了功劳的“劳谦”，还是施助了人的“ｈｕī＠⑦谦”，都要谦虚，不能依名而骄，居功自傲。“尊谦”原理是处事待人重要道德原则，只有谦虚才会吉利。“贵敬”、“尚节”、“尊谦”的精神，在现代也还有其理论的、现实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