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十翼》及帛书《易传》），是对《易经》文本的解释。《易传》各作者在进入对《易经》的解释、理解之前，都无可避免地受其时代的政治、文化环境和思想意识的制约，这就是说每个解释者都有“先识”、“先见”或“前理解”，但这并不一定成为解释的障碍，而可以成为解释的前提。这种对文本的解释，蕴涵着新的创造，因此，《易传》实现了由卜筮向义理的转化。《易经》与《易传》两者虽异，从文化价值来审视，人文精神是两者一以贯之的共通性，“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象》）。人文精神的重要意蕴是对人的生存，为什么生存和怎样生存的思考，是人对自身命运的理解和把握。人在为衣食住行的生存斗争中，所接触到的是现实的自然、社会、人际的关系，因此《说卦传》赋予八经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以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象征物，它表现了人以现实的人间力量去冲击超人间的力量。在《易传》中，天呈现为一种自然性、质料性和数理性的实体，而非意志性、主宰性的人格神。[2]一旦从“天”、“帝”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人为的力量就迸发出来，主体的“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便得以发扬，即使“天命不ｙòｕ＠③”，亦能刚健文明，“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泰·象》），“君子以作事谋始”（《讼·象》）。人要依赖自我刚健有为的创造力，由天人的冲突达到协和。

　　《易传》基于这种天人关系的认识，而表述为天、地、人三才，并以阴阳、柔刚、仁义为三才的内涵。阴阳的柔刚具有自然价值，实是人文化了的自然，即自然的人化。“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系辞下》）。乾坤作为易的门户，便是阴阳天地、天地阴阳的本性的融合，阳刚阴柔各有其体，用以体察、会通天地创造万物以及万物的属性。万物的创造和其属性的获得是天地阴阳柔刚的融合，“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乾·文言》）。天日是阳，地月是阴；月影天为神，日照地为明。由乾坤而涉及天地万物的创造，阴阳柔刚的本性，这就是乾坤是《周易》门户的含义。

　　阴阳是《周易》的基本原理，“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它不仅解开了—、—两个符号之谜，而且把自然、社会、人事中的对待现象，统统纳入阴阳对待之中。一阴一阳既冲突对待，而又统一融合，由阴阳的融合，即对待统一而演为变易转化，这是一种普遍的、合规律的存在，这就是“道”。《易传》进一步深化了《易经》变易思想，从天地资始资生，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上下无常，刚柔相易，日新不停，生生不息；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反复其道，天地交通。“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通变之谓事”（《系辞上》），“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变易、变通是宇宙间普遍规律，天地万物只有在变通中，才能获得其自身的形态和本质，这就把中国辩证法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影响深远。

　　仁义作为人道原则，蕴含着内在人文价值。仁不是先验的道德形上学，而是在处理人际及人与社会关系中，呈现出的道德原则。仁的重要内涵是爱，“安土敦乎仁，故能爱”（《系辞上》），仁德富厚，所以能爱。爱是外在表现，仁是内在的德性。不仅是自爱，而且需通过人际网络而呈现为对他人的爱，就是仁的实现。孔子讲爱人，没有明确提出是单向的爱，还是双向的爱。因此墨子提倡“兼相爱”，即互相爱。《易传》继承这种思想，“王假有家，交相爱也”（《家人九五·象》）。“交”有“兼”的意思，以天下为家，人与人之间都要相互仁爱。人各从主体出发，施爱于对象，构成了人我之间普遍联系，这种爱人的人文原则，是高于自然人文的。

　　《易传》为了处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伦的人际关系，提倡仁、忠、孝、节、义、敬、信、诚等道德规范。“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乾·文言》）。道德修养的目的，在于增进人的道德素质。臣对君要忠，对朋友要信，待物要诚。君对臣要“密”，密即“慎密”，否则就失臣，忠就是《坤·文言》所说的“臣道”。孝是子女对父母的道德行为规范，“王假有庙，致孝享也”（《萃·彖》）。王到家庙享祀，是孝的行为。子女不仅要孝顺父母，推而上之对祖先也要孝。在家族宗法制社会里，孝不仅能维护家庭和睦，而且是国家不动乱而长治久安的重要原则。节是妇对夫之间的道德规范，“妇子嘻嘻，失家节也”（《家人九三·象传》）。如果说《易经》认为老妇嫁个少年郎，是“无咎无誉”，合乎道德的话，那么，《易传》便认为是“可丑”的不道德的了，这与《易传》提倡妇女“从一而终”有关，这便是家规，甚至认为妇女喜笑，也有失家规，守家规就是“守节”。“义”是人与人、人与事关系的道德原则。“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坤·文言》）。“义”是适宜的意思。君子主敬内心正直，处事合宜对外方正。确立了主敬和合宜的道德，这就是“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说卦传》）。义也有节义的意思，如不食不义之食，“义不食”（《明夷初九·象》）。《易传》依据五伦，提出了各种关系的道德规范，适应了中国宗法社会伦理的需要。

　　儒家重义轻利，以君子与小人为义利两种对待的价值导向。《易传》认为，仁义必须与利相融合，“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乾·文言》）。义理与功利并非相互排斥冲突，而是可以和合的。《乾·文言》把元、亨、利、贞解释为君子的四种基本道德原则，与《易经》的解释有别。墨子主张“交相利”，利是“兼相爱”行为活动的准则，利即涵义其中。“义，利也”（《墨子·经上》），义利兼涵。《易传》吸纳墨学以义利和合为价值导向，此利实蕴涵着公利的意思，为天下国家谋利，即是义。公利是个体功利的最高形式。

　　在帛书《易传》的《要》篇中，对阴阳、柔刚、仁义（上下）等六个理念，作了不可“尽称”的“尽称”的追究，是对于天、地、人三道内涵为什么的解释。今本和帛书《易传》的人文精神要求超越对象自然和主体人自身的自然性，而赋予自然以人文意蕴。“文明以止，人文也”（《贲·彖》），是人的文明的觉醒。

　　人文的价值和意义，是人对于天地人及其关系变易的认知和把握。《易传》采取“仰观”天文，“俯观”地理的“观”的方法，以及“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取”的方法，对客体自然、社会、人生经验地进行体悟，以求观知天地“万物之情”状，化解了《易经》筮占先知的神秘性。“观”便需设计观者与被观者，有被观者，观者的观才得以实现，即获得了观；有观者，被观者才得以呈现，即获得价值和意义。“观”是感性认知，亦包含着理性认知，“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对于自然天文和社会人文的观知，是要进而察知、推知四时变化的规律和天下万物化生成长的规律，以及如何教化天下等。对于自然社会规律层次的体认，就是对于自然、社会本质的一种掌握，具有理性认知的意味。“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系辞上》）。认知变化的道理或原理，就能知道神的作为。仰观俯察天文地理，就能认知幽隐和光明的缘故，万物之所以生与死的根源，以及认识鬼神的情状和乐天知命等因果。这就是说，人具有认知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的能力，客体世界也是能够被人所认知的，不是不可知的。

　　人文世界所应然和所以然的规则，是对人的生命和人生意义的关怀，这种关怀的价值取向，是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及人心灵的冲突，获得和谐、协调和平衡，这就是“和”或“太和”。“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乾·彖》）。“保合太和”是以万物各自对待分殊为条件或因缘，否则不能“太和”。人际关系的价值理想，是相互之间的合和，“和同者众，以济大事”（《二三子》）。人不能离群而生存，群居就产生利益需要等冲突，冲突必需化解，而达到群居和合。“君子群居莫乱首，善而治，何其和也”（《易之义》）。和合才有凝聚力，才能成大事；冲突离散，何以安身立命？

　　“太和”亦是人文世界存有的样式。《易传》认为，阴阳对待和合，体现了天地万物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本质和价值要旨是新事物的化生，“生生之谓易”（《系辞上》），“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天地万物如何生？怎样生？生的根据何在？西方有上帝创世纪说，中国有“和实生物”说，“天地ｙīｎ＠⑨ｙūｎ＠⑩，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人类从自身的男女构精而生出许多子女这一事实的启迪中，推及宇宙万物的化生是“天地ｙīｎ＠⑨ｙūｎ＠⑩”的结果。天地万物不是由唯一存有的上帝创生的。阴阳不交合构精或“二女同居”（《睽·彖》），都不能化生新生命、新事物。这是中国古代和合思维与西方上帝创世纪的神创思维的差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