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风水理论的建设，首先是来自于董仲舒为代表的大儒们对《易经》的再认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术便以包容百家优于百家的姿态和庞大理论体系而独树一帜，占居了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

　　这一地位的获得，归功于董仲舒等人把阴阳思想、五行思想、八卦思想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对宇宙的总体认识横加。从而显示出理论的绝对优势，满足了人们对宇宙观的心理需要。

　　这个庞大的理论框架对中国风水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它使风水由卜宅、相宅的感性活动升华那样到理性活动。

　　首先，把阴阳学说概念应用于风水，作为宏观把握自然的哲学观。阴阳相对生思想，开拓了风水家们广阔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在这一哲学指导下，大胆地发展新的风水理论和独创新的流派。

　　其次，五行学说成为风水家们判别吉凶的方法论，即最高的检验准则。

　　五行的应用不象阴阳学说那样含蓄，而是直接地具体化。通过五学建立起五行：方位、色彩、季节、星相等理论体系。

　　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之义篇中说：“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是故木居东而主春气，火居南而主复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

　　班固在《白虎通义》中也阐述了相同的理论：“左青龙（木）、右白虎（金）、前朱雀（水）、后玄武（水）、中央后土（土）”。

　　再次，汉人吸取《易经》以数说理的方法，用数学来说明风水中的各处关系。这一做法即有使风水向高层次理论升华的意愿，也有使风水向神秘化专业化的企图，至少产生了这样的效果。下面三个例子证明此点。

　　“天地这气各有五，五行之次，一日水，天数也；二日火，地数也；三日暮途穷水，天数也；四日金，地数也；五日土，天数也”此即赋予数学五行之性，并与天地发生关系，天数为奇，地数为偶，与《易经》的思想一致。

　　“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一与六共宗；二与七为朋，三与八为友，四与九同道，五与十共守”。此是由洛书的数字关系与五行、方位相配合。“共宗”即北，“为朋”即南，“成友”为东，“同道”为西，“共守”为中。

　　“五居其腹，六八为度，二四为肩，左三右七，载九履一”。“北居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南居地二生炎，天七成之；东居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西居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中居地四生金，天九成之”。这是河图、洛书中关于五行、方位与数字的关系。河图的数字配合更有趣，它把天地看作是一个站立的人，头顶天，脚踏地，五脏居中。很象今天我们看到的宇宙人的图象。这也许启发了后来风水的形法理论，把自然人化。

　　第四，汉朝学者从《易经》占卜中把时间的运用方法引入风水理论，在时间的维度上审视地的发展，时间作为一种量度，由此把地位看作一种变化运动的物质，而决非一成不变的，时间概念引入给风水理论注入了哲学发展观的血液，使风水在千百年历史埃中依旧生命犹在。

　　简单比如说：某一片风水宝地，为什么在某一时间内能给人带来好运，而在另一年代却不能够。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最有信服的便是时间发展理论；事物是发展的，发展和变化有着一定的周期性，风水家们所要做的正是运用自己掌握的专门知识，为人们指出这种周期性并加以选择。

　　时间概念引入风水的方式是干支纳甲法。占卜中的纳甲即以震兑巽艮坤六卦表示一月中阴阳之消长，以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十天干表示一月中日月之地位。风水中具体作法是：乾纳甲，坎纳癸申辰，艮纳丙，震纳庚亥未，巽纳辛，离纳壬寅戊，坤纳乙，兑纳丁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