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以华夏族为基础并历史地融合多民族而形成的一个伟大民族。华夏族的先民们长久在东亚大陆江河湖泊地理环境中生息繁衍。加之气候温和、土质肥沃等优越的自然条件，良好的“天时、地利”促使人们和睦合作治水防旱，农牧丰收，人丁兴旺。不仅人口发展到全世界总数的四分之一，而且自上古迄今历时五六千年，文明未曾中断过。直到两百多年前，国民生产总值（GDP）均居世界之冠。这既应归功于全民族的辛勤劳动和集体智慧，也是与多年来凝聚形成的华夏辩证思维方式分不开的。这主要体现在以《周易》、《道德经》等为代表的古圣先贤们的光辉论着中，其基本的核心和特征就是阴阳对待和合的规律（以下简称对待和合律）。然而自西学东渐以来，一方面引进了欧美的民主和科学等先进的思想与技术，对于我国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有帮助；另方面也带来了西方的一些片面的不合国情的消极思想与文化，不利于我们的和平发展。其中西方辩证法所倡导和推行的对立统一规律就是一例。

　　一、西方辩证法对立统一律的形成及其局限的产生

　　西方古代的辩证法跟华夏辩证思维有许多类似之处：都认为客观事物普遍地存在着联系和关系，并且认为一切事物都在不断运动中变化发展。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在研究数学中发现和谐，亚里士多德也讲中庸。但由于西方文明多源于海岸及大河三角洲等地，常受海啸飓风洪水等灾害袭击。加之捕鱼航海经商常与风浪搏斗，逐渐形成其战天斗地、个人为本位的性格和偏重斗争与分析的思维方式。这种侧重斗争与分析的思维方式成为西方辩证法的主流，而后来逐步发展成为矛盾对立统一的规律并产生局限，还有以下一些原因：

　　1．时代环境与政治斗争的需要

　　十九世纪初叶，集西方古典辩证法大成的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认为，思辨的，即辩证的方法包括三个环节：开始、进展和目的。即着名的“正、反、合”三段式的思维模式。认为反题是对正题的否定，而合题又是对反题的再否定。在黑格尔对辩证法的论述中，少见“对立”、“矛盾”之类的字眼，代替的多是“相异的方面”（反面）“相关”等等。十九世纪中叶着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上台，辅佐普鲁士大公先后并吞数十个城邦，统一了德国，并向邻国发动多次战争。于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反题”就变成了“对立”，“合题”也就变成了通过斗争（战争）进行“统一”。到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竞争激烈化。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倒过来”改变成唯物主义之后，仍保留其“正反合”等“合理内核”；强调“对立面的斗争”。20世纪初列宁提出“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他认定帝国主义已是垂死、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为实现其“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取胜”的目标，竭力提倡对立面的矛盾和斗争以号令无产阶级夺权和专政。他说：“辩证法的实质，对立面的同一、统一，这个公式正是表现着这个本质。”列宁还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即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从对立面的统一中去把握对立面。”他强调：“对立的统一（ 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列宁的继承人斯大林，在其《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就明确地把“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列为马列主义辩证法的首要规律，以论证他推行的社会主义越胜利阶级斗争越尖锐的路线，作为清洗异己的理论根据。他还把这种片面的、被歪曲了的“对立统一 ”作为马列辩证法的经典，通过共产国际向全世界传播，以推动世界革命。

　　毛泽东自幼受华夏和合文化的熏陶与教育，他在1917年4月发表《体育之研究中》说：“世上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他还认为，差别对立的特性只是存在于现象之中，而在本体界一切差别“其本质只一个形状也”。可见青少年时的毛泽东并不认为差别就是矛盾和斗争。但自他创立中共，尤其是奉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后，就完全接受了列宁、斯大林的矛盾辩证法，不仅否定自己，而且还批判别人（德波林、艾思奇）。他反而认为“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由于把“差异”提升为“矛盾”，混淆两类不同概念，使矛盾泛化。毛泽东以后又进一步提出“对立统一的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把斗争范围从自然社会扩大到全宇宙，以致得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结论。毛泽东还认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进而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系统理论，直到把他的战友、部属们都置于对立面，斗争不下去了抑郁去世。改革开放以后，当局宣称，停止执行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但是各级学校的哲学、政治课程的教科书及其考试内容中，仍然继续坚持大讲“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各种公开发行的报刊和哲学论着中，仍在不断宣传颂扬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性和矛盾斗争的绝对性等观点，并把它们奉为经典。在当今大力提倡和平发展建构和谐社会的年代，确实乃是怪异现象。

　　2．出现这种怪异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某些基本概念语词的翻译上存在着混乱与错误。

　　先看“矛盾”这个词。中国最早访俄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在引进西方辩证法时称，“互辩律’——Dialectigue（辩证法）在古代希腊本是辩论术之泛称，第一个人说甲，第二个人说乙以驳之，最后结合甲乙之长处而得丙。“经查阅收录单词8万多的《新英汉词典》中，并无Dialectigue这个词。与之相近的一个是Dialect，义为方言、俚语、土话；另一个Dialog(ue)，义为对话、交换意见等。又据曾留学德国的着名哲学家贺麟在《黑康哲学东渐论》中回忆黑格尔：“他的矛盾法（dialectical method），现在称为辩证法。”其中dialectical一词，现在字典上也是“辩证的”，但在当时却被译为“矛盾”，又不知有何依据？众所周知，矛盾故事出自《韩非子·难一》：“楚人有鬻矛与盾者，……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不可誉，矛盾之说也。”韩非只是借此故事说明今世不宜誉古，并不认为矛盾对立是普遍存在的。可见过去把西方辩证法（dialectical method）译为“矛盾法”是不妥的。现在虽已改译为辩证法，却仍然把“矛盾的”含义继续保留在“辩证”之中，似乎成为同义词了。

　　再看“对立统一”这个词组的翻译：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谈到黑格尔时说：“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辩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contact of extremes）规律。在他看来“两极相逢”这个习俗用语是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不能漠视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其中的contact词义为接触、联络、会唔、切线等，extremes词义为极端、尽头（多数）。精通英语的马克思把这个词组借习俗用语译为“两极相逢”，他还在论述经济范畴时曾提到“每一个物体的一切偶性（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人类的或物类的）”，表明两极的对偶性是比较 切当的。而这段话的中文译者却译成“对立统一”就大异其趣了。即或是两极相对，还可以译为对偶、对待、对应、对照乃至对峙，为什么一定非要“对立”不可？就算是两军对峙，也不一定时刻都在“对立”相斗。据报载1914年12月23日至1915年元旦期间，英德两个敌国军队在前线持枪对峙的士兵们，纷纷走出战壕，握手交谈互赠贺礼乃至举行足球赛，迎接新年。另方面，“相逢”也并不等于“统一”，contact可译为切线，表示两直线或曲线仅有一个切（交）点，即或有多个交（割）点也不能叫“统一”，只不过体现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合状态。把contact of extremes译为“对立统一”的译者和译审们应该都是精通中英文的行家，为什么还会作出这种片面、极端化的译文来，不能说他们的语文水平低下，关键在于他们早已经接受过西方辩证法中极端化的对立统一思想洗礼，乃至不惜曲解黑格尔的原意，把“对立统一”观点强加给中国读者。

　　3．某些权威领袖们的主观性解释，也是西方辩证法以对立统一作为根本规律和核心的重要原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创始人各自出于当时形势需要，几乎都曾对黑格尔哲学中的“两极相逢”论点代代加码。前面已说过他们怎样把“两极”变成“对立”的，这里再补充“相逢”变成“统一”及有关的解释。恩格斯在总结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时，就把“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列为其中，仍把两极之间一点或多点的“相逢”交会，相互渗透化为一体。不过恩格斯在谈到生物进化时说，在两极之间“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地方承认亦此亦彼’”。还算是留了个“尾巴”。而列宁在其《哲学笔记》等论述中则割掉了这个“尾巴”，反来复去地强调辩证法的实质是“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斯大林从理论和实践上贯彻执行了列宁的对立统一原则，领导俄国不仅把欧亚洲十几个加盟共和国“统一”成苏联，而且又通过《雅尔达密约》还想“统一”掉外蒙古和中国的东北。毛泽东主张“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他在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时曾作过生动比喻，指出“统一”就是一个“吃掉”另一个，即矛盾的主要方面“吃掉”次要方面形成统一。到文化革命中他（ 授意林彪）号召全国六亿人民都统一于毛泽东思想，达到空前高度的统一集中。这些权威领袖们的主观性解释对立统一，显然多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离开辩证法的精神实质越来越远。

　　以上主要从时代政治斗争需要、语言翻译及权威们的解释方面，说明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核心——正、反、合三段式，怎样被改造成为“对立统一律”。由于片面地把差别提升成为矛盾，把两极只看成对立，把统一与同一相等，这就必然会使矛盾普遍化、斗争激烈化、思想信仰单一化，出现舆论一律的“一言堂”等等消极的负面影响。不过对立统一律也还有其积极的正面作用。它要求天人、敌我界线分明，权力高度统一集中，实行体制集权化，组织军事化，民众动员化，把千百万根手指拧成一个拳头去战天斗地打人。不仅对于防洪抢险抗震防灾以及控治流行病等方面具有优势；而且有利于抵御外侮反抗侵略和恐怖袭击，即使每年发生几万次“群体事件”也不至于影响其内部稳定。例如北朝鲜和伊拉克前领导都是奉行西方辩证法对立统一律的实干家。他们都曾为“统一”邻国而发动战争，无论国内严重饥荒或是民众骚乱均能保持其政权基本稳定。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介入，将会长期维持其统治。正如黑格尔的名言：“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也是“对立统一律”有其合理性吧？但是依靠暴力或强制而形成的“安定团结”和统一局面并不意味着人际和谐，反而距离和谐社会和平发展的主流越来越远。总之西方辩证法强调“对立统一律”，近百年来虽曾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但由于它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今后的道路将越来越窄。1988年1月，全球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聚会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夫子的智慧。”即主张吸取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东方智慧——华夏辩证思维。

　　二、简介阴阳对待和合律及其基本特征

　　华夏辩证思维主要体现在孔子编修的《周易》、老子的《道德经》等经典着作的精华中。历代有关《周易》和《道德经》的注释成千上万，诸子百家也浩如烟海。本文主要针对西方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律”所导致的弊端，着重对比讨论华夏辩证思维的核心：阴阳对待和合律。以下从三个方面简介它的基本特征：

　　1．首先，华夏辩证思维把“阴阳”看作最高的一对范畴。英语（Category）一词源于希腊文Kategoria，原意为指示、证明等意，汉译为“范畴”，乃取自《尚书·洪范》篇“洪范九畴”一语，表示哲学基本概念外延既洪大，又有各成其类之意。体现了华夏辩证思维。前已提及西方辩证法把“矛盾”视为最高的一对范畴。再由矛盾对立引申出对立统一律。可是韩非只把矛盾当做寓言故事，理想化的矛盾，缺乏现实性。故艾耶尔指出：“如果从逻辑意义来看矛盾’这个术语，那么自然界不可能有矛盾，只有在陈述中才有矛盾。”毛泽东把一般性的差别也提升为矛盾，更使对立统一律丧失普遍性基础。而华夏族的“阴阳”，在开始时虽然也只是一对向光或背光的具体范畴，但因“万物负阴而抱阳”（道德经），以及《周易》中的阴（--）阳（—）符号具有普适性，能够“弥纶天下之道”（《易·系辞下》），从而使“阴阳”这对高度抽象的范畴能够涵盖和包容几乎所有的各类两两成对的范畴。它们主要有：男女、雌雄、动静、正反、乾坤、时空、天地、天人、有无、古今、宇宙、始终、前（先）后、生死、大小、多少、上（高）下、左右、进退、难易、长短、过不及、性命、中和、和同、损益、盈亏（虚）、智愚、巧拙、美丑、真假、善恶、刚柔、强弱、仁义、远近、言行、道器、学习、学思、教学、知行、义利、文野、水火、多一（寡）、奇偶、哀乐、兴衰（废）、成（胜）败、轻重、厚薄、祸福、荣辱、泰否、雷风、山泽、讷敏、聚散、清浊、虚实、表里、气血、枉直、博约、好坏（恶）、新旧、冷热、寒暑、攻守以及若干现代范畴如科学与艺术、科学与技术、科学与宗教、自由与纪律、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效率、民主与集中、革命与改良、资本与劳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等。

　　有论者认为“有无”或“正反”等范畴更高，实际上二者均属于空间或（方向）的范畴。用“有无”不能概括时间的“先后”连“一多”也包容不了；用“正反”也难以包容“学习”、“学思”等范畴。而用“阴阳”则可依其动静性把“学习”中的“学”视为“阳”“习”视为“阴”；而在“学思”中却又可视“思”为“阳”“学”为“阴”，可见同一个范畴，在不同对子中的阴阳（地位）并不相同。从“科学”可以分别与“艺术”、“技术”、“宗教”等范畴组成的对子表明，成对范畴多不是对立的。牛顿、爱因斯坦等着名科学家都是信仰宗教的。

　　2．再看这些成对的范畴彼此之间的关系。即黑格尔所谓两极（extremes）的关系，按照西方辩证法称之为“对立”关系，前面已指出其片面性与狭隘性。它只反映了两极之间互相排斥、斗争、分裂的一方面，不能反映二者间互相吸引、补充、融合的另一面。就以最常见的反映阴阳两极的“雌（女）和雄（男）”来看，无论是人类或动物的两性之间，首先是互相吸引、爱慕乃至交合成家；其次有的也会互相斗气、吵架乃至反目成仇。但据有关方面统计，人类社会中的同性恋者只约占总人口4%。尽管每年都有不少对怨偶离婚，但却有更多的情侣结婚。托马斯·谢林荣获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他证明了人们的合作精神比传统经济模式所认为的要大。这些表明两极之间的吸引、互补与融合力，要大大超过彼此间的排斥、斗争和分离的力量。故华夏族自古以来都较少考虑阴阳两极对立，在《周易》64卦中，只有《震卦》（反映地震灾害）、《革卦》（反映汤武革命）等少数卦，绝大多数的卦（即思维格局或模式）中，都没有强调阴阳两极的对立，而是体现出阴阳之间的对应相待，简称对待。《易·说卦》中既讲“天地定位、山泽通气、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又讲“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可见阴阳两极的对待既可以包容较普遍存在的对偶、对照、对手、对象等多数形态，又能够包容较特殊（突发）事件中的对立、对峙等少数形态。据张岱年考察，“以阴阳相互对待的两端，始于《易传》”。[30]北宋程颢说：“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又说：“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南宋朱熹也把阴阳对待视为阴阳变异的重要法则。韩国丁茶山认为：“圣人作易，以阴阳对待为天道易道而已。”美籍华裔哲学家成中英把“阴阳对待”列为“阴阳本义”之首 ，并称：“吾人可以揭橥对待原理，……对待不一定是对立，变化也并非克服或征服。”即把阴阳对待由范畴上升成为 原理了。日本学者金谷治也认为阴阳对待是“相互对立与相互吸引的关系。”可见中外哲学家多认为成对范畴的对待关系较之对立更为全面。

　　3．再看阴阳相互作用变化的结果。即黑格尔哲学中的contact，英国人的习俗用语叫“相逢”，而西方辩证法则称“统一”，进而形成“对立统一律”。鉴于前述列宁、毛泽东把统一等于同一或解释为一方“吃掉”另一方，那只是在暴力冲突乃至激烈战争中才会出现的结果，仍应属于少数特殊情况。而在多数情况下由阴阳对待通过互补、互根、相摩相荡协调动态平衡形成中和保合的局面。故可简称之为“和合”。“合”指阴阳交合融汇，与黑格尔三段式中的正题与反题发展成合题意思相近，不赘述。在英语中and一词可具有同、及、和、与等多个义项，而实际上“和”跟“同”之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很多相异之处。华夏古圣先贤们很注重区分“和”与“同”。

　　《国语·郑语》中有史伯答桓公问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面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调口，……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他还指出，如果“去和而取同，……声一无听，物一无及，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所谓“剸同”就是“清一色”的同，单一的同，六亿人一个头脑的同。除史伯的这些论述外，老子主张“冲气以为和”，即指阴阳二气相冲互补达到时中调和。《易·乾·彖》中有“保合太和”，张载着《正蒙》中有太和一章称：“太和，和之至也”。又称“太和所谓道”，即指最大最高的和谐，就合乎大道了。《周易》中还有“天下和平”（《易·咸·彖》）、“和兑”、“和顺”、“和行”，都是指的阴阳协调互补平衡达到的和谐状态。故孔子在《论语》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见“和”与“同”不能混淆。孔子之孙子思所着《中庸》又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进一步把“和”视为中道本体的基本应用途径。故用“和合”取代“统一”表示阴阳两极对待变化的结果，更具有普遍性。法国巴黎罗浮宫最近公布称，着名画像蒙娜丽莎的微笑中包含了83%的高兴、9%的厌恶，6%的恐惧和2%的愤怒。这表明高兴与厌恶、愤怒乃至恐惧等均可以对应相待，和谐地触合在一起。这也是符合马克思主张“多样性的统一”。

　　华夏古圣先贤们世代相传的这种阴阳对待和合的思维方式经历过数千年实践的检验。虽经百年来西学东渐的冲击和批判，仍能得到现代许多有识之士的认同和肯定。哲学界除前述张岱年、成中英等外。金岳霖也常用“对待”取代“对立”；张立文有专着《和合学》。在一般民众中则多是“百姓日用而不知”。本文认为“阴阳对待和合”是华夏辩证思维的基本特征，并把它作为基本规律提出来，只不过是笔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